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开始传入中国，此后几百年间，中国人科学观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路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体西用”观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科技被许多人视为“奇技淫巧”，学习西方科技乃属权宜之计，其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95 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生物进化、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思传统文化，倡导“科学救国”成为朝野共识；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同时，一大批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亲身体验过西方科学三昧的学术精英学成回国，成为各学术机构领导人，他们高高举起了“学术独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为西方科学真正植根中国土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把西方现代科学成建制地移植到了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改造知识分子，从组织上、思想上、措施上，为建立“人民科学”谋篇布局，社会主义计划科学成为显著特征，《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组织机构基础、研究队伍基础了和学科建设基础，可惜良好的发展势头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文革”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但很快科技与经济脱节被视为严重问题，为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要注重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而对基础研究则实行科学基金制，以同行评议为依据，择优支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增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力量，国家力量主导科技发展（本文称之为“国家科学”）成为显著特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目标要求“科学”与国家战略有更好的契合度。 本文结合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变化和《物理学报》的发展状况，考察近百年来我国科研价值观的变化，并试图说明，当前形势下，一个“国家科学”的时代呼之欲出，这将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研工作价值观以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和利用方式；而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出现的问题，说到底是科研价值观的问题，“国家科学”模式自然会要求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战略与之相适应。 一 “学术独立”的意义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化物理学研究始自20 世纪20 年代末，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的建立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里，由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加之一批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学成回国，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而物理学研究则是中国早期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是在“学术独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于学术独立，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像蔡元培这样的教研行政主管人员，更多地着眼于学术独立的政治意义，他们对于列强眈眈于我国疆土，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调查，“其成绩的精密之处，有非我国人所能想及者”的状况深感担忧，想到“我不自谋，人家才来越俎代庖”，我们只有急起直追，达到学术独立，才能杜绝外人的觊觎[1]。这其实是“科学救国”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亲自动手做过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则更强调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土壤和养分，并称之为“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的定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2]。20 世纪30 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少壮的、训练良好的科学家成为学术界的领导人后，对纯学术的追求形成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促使中国的学术独立。 这一时期他们心目中的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第一，不依附外国而生存；第二，学科的建立和发达。 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20 世纪30 年代曾就学术独立专门写过论述[3]，归纳他的文章可以得出学术独立应有三个条件①下文我们将明显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吴有训这两位中科院副院长的科学观有巨大的变化。： ⑴专门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做到立足国内就能进行高水平的科学人才的培养，改变过去那种只能通过留学来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状况。这是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⑵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是学术独立的关键。提倡学术，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也不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爱好来培养，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民族责任来承担。用胡适的话说，“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步的责任”[4]。只有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世界科学大家庭中占一席之地，才算发表了学术独立的宣言。 ⑶专业学会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出版。藉此进行学术联络，交流研究信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研究成果也得以向世人展示。这也是科学制度化的需要。 20 世纪30 年代，经过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谢玉铭、严济慈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科在中国基本达到了学术独立的三个条件，国内30 余所大学有了物理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还建立了理科研究所，1932 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告成立，《中国物理学报》随后创刊，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个专门的发布平台。 二 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报》的创设 1931 年9 月至1932 年初，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受设在瑞士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指派来考察中国教育[5]，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1932 年8 月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个学会章程，其中规定物理学会的宗旨是“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6]。物理学会早期会员陆学善先生对这一宗旨做了这样的阐释：“一方是谋物理学本身的进步,一方是想把已得的物理学知识尽量地普及大众,我们深信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而殊途同归的”[7]。这一宗旨与当时我国科学家追求学术独立的背景非常契合。 为贯彻这一宗旨，物理学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是学报委员会、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及物理学教学委员会。“学报委员会”主持编辑及出版《中国物理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物理学论文，每篇论文附中文提要。《中国物理学报》的出版经费全都来自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四个机关会员的补助，既无版面费也无稿费，刊物全部免费寄送，编辑者也是义务性劳动[8]。物理学会首次年会仅19 人参加，至1933 年，会员不过88 人。 《中国物理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学会刊物之一，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份完全发布中国人科研成果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号居然没有任何发刊词一类的文字，体现了不言自明的办刊宗旨——以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交流为目的。对比“科学救国”时代背景下创办的一些科学类刊物，如《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电气工业杂志》《矿业杂志》《科学》等，《中国物理学报》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性非常明显①石峰主编,吴永贵著.中国期刊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6—366.，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物理学报》是我国以纯学术交流为目标的学术刊物的发端。这一时期的物理学家仅仅需要在自己所属的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价值规范下开展研究活动。 在《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前,国内物理研究成果主要寄往国外有关杂志发表。据严济慈统计此前约有20 余篇文章寄往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物理评论》，以及法国的《科学院周刊》等刊物发表。吴有训1930 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X 射线受单原子气体总散射的强度》是中国本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次在国外刊物发表[9]。 《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号于1933 年10 月出版，至“七七事变”前，共出版3 卷6 期，5 年总共发文仅42 篇。 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会从一开始就很有远见地成立了“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把物理学名词译成中文，这为今后能用母语开展物理学教学和发表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远见和民族自觉。这种民族自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物理学报》迅速变更为中文出版埋下了伏笔。 在《中国物理学报》创刊之时，国内的物理学研究刚刚起步，成果极其有限。物理学家卢鹤绂曾于1936 年完成了一篇学士论文[10],统计1914—1936 年这23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情况。据他统计，这段时间中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总数不足400 篇（此处未统计译介和科普性质的文章），1930 年以前我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数从未超过10 篇/年，而基于国内研究工作的论文几乎为零。1931 年之后，国内的研究工作逐步兴起。上述论文几乎全部用外文发表，国内发表物理学论文的英文刊物有下列三类：学会刊物，如《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会志》《中国电机工程月刊》；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不定期集刊；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等七所大学的理科报告。 从卢鹤绂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 ⑴1931 年后，我国学者基于国内工作的论文数整体上超过了基于国外的研究，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中国物理学研究工作的主战场已经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因此，1932 年成立中国物理学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⑵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论文在1931 和1933 年分别有一个跳跃式增长，对应的是1931 年《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创刊，以及1933 年《中国物理学报》的创刊。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能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以及产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近10 年的时间，属于自由的学理研究阶段。这一时期的物理学研究完全根据研究者的兴趣、身边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而展开，谈不上研究的系统性和规划性。研究的目的只是要使中国有“研究”，在中国可以进行研究。而这一目的又归属于一个最根本的目的，这就是达到“学术独立”[11]。 从《中国物理学报》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明显看出研究课题的发散性和文章水平的参差不齐。燕京大学贡献的3 篇论文全部基于物理系硕士学位论文，课题体现了对物理学初级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实验能力的训练，有些课题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如：中国窗户纸的紫外线透射率测定等。燕京大学物理系硕士论文还有十余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题目有牛奶折射系数的变化等等。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就对类似于牛奶折射系数这样的研究提出了偏激的批评：“像这样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论文还有许多，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资和时间”。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中国进行物理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严济慈是这么回答的：“倘若有人以为……一年做几篇论文，到国外杂志去登载，真是所谓‘洋八股’，费时耗财，何补于事。这种态度则未免太偏窄而苛刻了。要知道，现在真正能懂得‘洋八股’，做点‘洋八股’者，究有几人？恐怕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吧。几颗晨星所发出的光辉之微弱，诚无补于现在之黑暗，不过却是一种晓曙的先兆，光明的预告呢！”[9]半个多世纪后的2017 年，我国学者仅在SCI 期刊上发表的物理学论文即已达到31417 篇[12]。物理学科的发文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这个成绩是可以告慰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物理学前辈的。 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在抗战前几年已出现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气象。然而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遏制了这一发展势头。虽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活动没有停止，《中国物理学报》依然在艰难困苦中断断续续地出版了6 期刊物[13]，但就物理学研究本身而言，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摧毁了中国物理学工作者二十余年来所造成的实验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全国的实验工作在八年抗战期内因实验室的破坏几乎完全停止，阻止了物理学在中国的进展。”[14]用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话说：“八年余的抗战，使萌芽的中国物理学夭折，至战后复员重新拾起来，损失者非‘九年’的时间，而系发展的锐气及持续性也。”（[15]，页245） 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全面爆发，时局动荡，物理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前辈物理学家对于“学术独立”大旗下物理学共同体其乐融融的景象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记：“每年年会，在抗战以前是集中举行的，曾在上海、北平、青岛等地举行过，尤以在北平举行的次数最多。抗战后因交通不便，改以分区举行为原则……去年开京沪杭区年会的时候，吴正之先生在年会演讲词中有下列的语句：‘我们乘这个机会，欣赏他人的工作，欢喜赞叹，正如欣赏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多么融洽的一幅情景啊！”（[7]，页651—653） 在这段以“学术独立”为目标、为科学而科学的历史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完全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行为，完全是科学家的自由意志。抗日战争爆发，终止这种象牙塔里的甜蜜生活，此后，中国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科学家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 “人民科学”与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报》宗旨的变化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科学的发展被引入新的轨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政权向全国科学界发出了建立“人民科学”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会），统筹指导文化、教育、科学和出版工作。文委会主任郭沫若认为：“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的精神，一句话归总，就是在为人民服务。”[16]“人民的科学事业因此也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了。它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例如，国家计划增产钢铁，有关方面的科学家的工作就应该配合着寻找资源，提高技术，不仅要增加产量，而且要提高质量。”在科学家的兴趣与人民的需要不能兼得的情况下，“爱国的科学家必然会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放弃自己兴趣的满足”[17]。 中国的科学体制受苏联广泛影响，“人民科学”的观念很大程度可以说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1891—1951）的观点就曾被广泛引用：科学要完全贡献给人民和国家。 按照“人民科学”的指导方针，文委会对新成立的中科院（院长亦为郭沫若）明确下达了基本任务。其中，就如何确定科研方向有如下的要求：“（1）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与实际密切配合，以矫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2）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并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作有计划的理论与实验的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3）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以加强各学科研究间有机的联系。”[18] 中科院的其他几位副院长也深刻反思了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观，强调学习苏联，让科学为人民谋福利。竺可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的新方向》一文中写道：“（过去）以为科学家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只要本其所学，自由的选择一个题目，竭其能力来研究，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资产，本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与农业工业与保健发生联系，过去科学工作人员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习惯，自有革除的必要。”[19]吴有训副院长发表文章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是我们的任务”，“科学必须变成人民的财产”[20]。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阐明：“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义不容辞的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我们的任务。在改变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到一个进步的工业国家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物理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21]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的口气更严厉：“（过去）多半只是着重个人的研究工作，不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也不一定要与实际结合。”一个相当普遍的毛病是，把科学工作的中心放在外国，以物理学为例，虽然有《中国物理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但已经发表的700 多篇论文中有400 多篇分散在外国期刊上，重要的著作大都发在国外，“把国内的学术机构或团体，作成了外国，尤其是英、美学术界的附属品”[22]。 对照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在20 世纪30 年代关于“学术独立”的观点，可见，他们的科学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物理学会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决定修改章程，由顾功叙、钱三强、马大猷、丁西林、霍秉权组成五人小组，完成了新章程的起草。1951 年8 月11—17 日，在新落成的中科院“物理楼”（物理楼原址在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 号科学出版社院内，2019 年拆除）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规定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工作经验，谋物理学知识之普及、提高与应用，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经济及国防建设而服务”（[23]，页60）。这个宗旨与物理学会第一个会章（章程）相比，仍然着眼于研究与普及，但明确了工作的目的性——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经济及国防建设服务。体现了“人民科学”的时代特征。 在倡导“人民科学”价值观的背景下，担负全国科技工作领导职责的中科院也对学术出版方针进行了强势干预。1950 年中科院编译局（学术出版主管机构）草拟了《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办法》，1950 年4 月27 日，文委会第七次委务会议通过了该办法。一方面，中科院统一补助国内各专门学会的期刊出版；另一方面对学术期刊的“中国化”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各专门学会或研究会刊物，应以用中文写述为原则，特别有国际性之论文,有用外文发表之必要者，除用中文在原刊发表外，可另汇集成一外文同性质刊物出版。历史颇长，具有国际地位之外文刊物，如不能立即改成全用中文，须于外文论文前加较详之中文摘要。并须逐渐改成以中文为主。”此外还规定，刊物封面一律用中文，外文刊物也必须附中文刊名[24]。对此，中国物理学会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从前国内作的论文常常还要送到外国杂志上登载，现在每个国内的物理学工作者都觉得在国内发表论文是很光荣的事。”[25]相对于近年疯狂追逐国外期刊的状态，这种境界真恍如隔世。 1950—1951 年中科院经费支持调整复刊或创刊的科技期刊有几十种，其中，交由中科院出版的即有23 种①参见：科学出版社社史组.科学出版社大事记手稿（1949—1990）[R].1990.，复刊的包括《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地质评论》《地理学报》《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植物学杂志》《科学记录》《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气象学报》《中国动物学杂志》《中国土壤学会志》《中国数学学报》《中国考古学报》等，创刊的有《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化学工业与工程》《中国昆虫学报》《植物分类学报》《中国农业研究》等。这两年出版的《中国物理学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文章采用中文发表了，用外文发表的论文也按照要求附有较长的中文摘要。 1953 年，《中国物理学报》根据形势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全新的面貌出版第9 卷第1 期，刊名由《中国物理学报》改为《物理学报》，其原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改为拉丁文名称“Acta Physica Sinica”，论文完全以中文发表，附外文题目、提要。改刊后的第一期《物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有历史标志意义的《卷头语》，其中写到：“中国物理学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掉以外文为主的方式。从这一期起，我们作了一个更大的改变，我们的论文以中文为主了，从此完全脱离旧日半殖民地文化的地位，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物理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使它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科学。”“我们不仅要学报在形式上有改革，而且要在内容上有改革。使这个学报能适合我国当前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建设与文化建设而服务。”[26]学报的内容也计划做两点改进，其一，范围扩大到技术性文章，“包括工业应用及教学实验方面”；其二，登载综述性文章。《卷头语》最后号召：“全国物理学工作者们，建立人民自己的科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让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担负起这个任务来吧！” 尽管国家科学机构领导人和科学家都有发展人民科学的良好愿望，但科学研究还有其自身规律，也需要基础条件和学术积累，做不到一夜之间根本改观。《中国物理学报》1950—1951 两年的出版情况与上述良好的愿望还有明显的距离：两年总共才发文38 篇，而且主要是理论研究和综述，仅有3 篇论文是基于国内实验的工作，均出自教会岭南大学物理系冯秉权。或许因为抗战期间岭南大学仪器设备受损不大，可以很快恢复工作。葛庭燧和潘孝硕尽管也发表了几篇实验论文，但实验工作全部是回国前在美国完成的。对于当时物理学实验条件缺失，实验工作无从开展的困难情形，钱三强有一句很形象的描述：“你想吃面包，就得从开荒做起。”[27]可见，要在科研工作上、文章内容上做到“能适合我国当前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建设与文化建设而服务”则并非易事。这不仅是物理学会和《物理学报》遇到的问题，也是全国科学界的共性问题。 中科院在对所属研究机构工作检查中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吴有训副院长在1953 年10 月份召开的所长会议上就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做了下面客观的陈述：近几年内还不能要求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研究部门解决许多生产具体问题，应该在理论方面打好基础，逐步积累经验，从而在一定时期后有能力解决产业部门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要克服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脚踏实地，稳步前进[28]。 随后，中科院在总结工作实际情况、结合访苏代表团学习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29]。1954 年1 月28 日，该报告在政务院第204 次会议获得了批准，《人民日报》随后于3 月26 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配发了一篇社论。郭沫若的报告客观分析了中科院基础薄弱、学科不齐、在科学工作的组织措施和领导方法上不能适应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也有简单化等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按照现有人力、设备和业务水平，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要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注重队伍建设，为综合解决国家建设中所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积极准备条件。在今后的研究计划中，即要纠正保守、也要纠正不切合实际的偏向，必须从各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条件出发考虑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有的研究是有条件立即直接或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有的研究就还需要准备条件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取得成果。《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科学工作十分复杂，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有关工作干部必须虚心谨慎，力戒粗暴简单。”科学家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科学家的知识和劳动应当受到人民尊重，要为科学家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 这个报告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纲领性的科学政策文件[30]，纠正了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把“实际”理解为纯粹直接的生产任务的偏激倾向，使物理学研究的基本次序有了一定的保障。 1953 年开始，基于国内实验设备开展的工作逐渐见诸《物理学报》。它在当时依然是集中发表全国物理学科研成果的唯一刊物。为适应研究成果增长的需求，《物理学报》从1955 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而且增加了“研究简报”栏目，及时报道物理学研究工作的成果，论文的学术标准也逐步提高[31]。首篇研究简报是曾长期担任《物理学报》主编的钱临照院士在中科院物理所完成的工作，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铝单晶滑移带精细结构，文章后来在1956 年第一届泛太平洋地区电子显微学会议（东京）上由他人代为报告，引起很大反响，各国代表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能拿出如此高水平的电子显微镜工作感到非常惊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篇向西方国家报告的学术论文[32]。这项工作所使用的电子显微镜的来历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33]。 1956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56 年1 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部署制订《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下称《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要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34]。《远景规划》在57 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中特别安排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将其与原子能、计算机、石油勘探等一起列入12 项重点任务。 《远景规划》中物理学科的规划包含了十多个分支学科，其中，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无线电物理和电子学、半导体物理为三个重点学科；金属物理、光学、晶体物理与磁学四个学科是国家建设需求很大的学科，需要相应的发展；声学、低温物理、绝缘物理、热物理、高压物理等在技术革新、物性与物质结构理解方面有重大意义，须适当发展；地球物理、天体物理与生物物理等边缘学科都是自然科学中的生长点，需要关注；此外，场论、量子力学及固体和液体物理中的理论问题具有普遍性，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可见，《远景规划》对物理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物理学研究机构的扩张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科院一批物理学专科研究所随后相继成立，如声学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以及长春、西安、上海三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1956 年当年，我国物理学科仅有高级研究人员100 名左右，按照规划，至1967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360 人[35]。《远景规划》显著推动了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发展。 1961 年7 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纠正“大跃进”带来的科研工作浮夸风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倾”错误，并进一步对教条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纠偏，指出：“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不能有所偏废。”“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与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分工，“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来承担生产中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全部工作”（[36]，页546—570）。1962 年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策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学术交流。“仅1962 年至1963 年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就召开了140 多次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有2 万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些学术会议，共提交了2.3 万篇学术论文。”（[37]，页75）从物理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也可以了解物理学各领域蓬勃发展的情况（表1）。 1963 年，物理学会根据科研政策和环境的变化适时修改了章程。新章程规定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经验，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促进我国物理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24]，页134—139）对比1951 年章程，以前是要求按照人民的需要进行物理学研究，现在则是要先做好学术研究，再以良好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在因果关系上有微妙的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物理学工作者大胆开展学术研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表1.1958—1963 年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注：表1 内容根据下列文献整理：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六十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18—124；关定华.第一届全国声学学术会议[J].声学学报,1964,1(1):54—55；吴仲华.全国第一届工程热物理学术会议[J].科学通报,1965,16(10):933—935. 这一时期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在《物理学报》上有直接的体现。该刊1959 年扩容为月刊，1958—1962 年共收到1012 篇投稿，编委会下设17 个专业小组进行审稿，发表论文340 篇，稿件录用率仅为1/3，出现稿件积压情况（[24]，页125—126）。1964 年，《物理学报》扩容两次，上半年每期从4—4.5 印张扩版为6 个印张，下半年扩版到7.5 印张左右，年发文量首次超过150 篇，而此前的年发文量不足100 篇。1965 年发文量首次突破200 篇。 由于一直到1978 年，《物理学报》都是中国物理学会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学科发展的命运就是学报的命运。物理学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提升，也使学报质量快速提升①欧阳钟灿在“第十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上的报告，题目为“从《物理学报》谈中文科技期刊的文化自信”（北京，2017.8.5）。。这一时期中国物理学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被该刊尽收囊中。这些重要成果也并没有因为是用中文发表而被埋没。比如，1965年第1 期发表的于渌先生的文章“含顺磁杂质超导体中的束缚态”（Bound state in superconductors with paramagnetic impurities），从理论上预言了含磁性杂质超导体中存在束缚态，20 世纪90 年代被扫描隧道显微镜实验验证。尽管在于禄的成果发表数年后，日本、苏联科学家也做出同样预言，但于禄的学术优先权并没有因为用中文发表而不获承认，该文至今仍被大量引用。笔者通过Scopus 数据库检索到1993 年以来对这篇文章的引用已达255 次，最近5 年的引用达到169 次，且美国是施引最多国家。 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乱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步伐，从1966 年10 月—1973 年，《物理学报》处于停刊状态，1974 年复刊又退回双月刊，至1980 年才改为月刊，年发文量恢复到1965 年的水平[38]。 四 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下的科技体制变革 1976 年“文革”结束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实施科技奖励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1978 年3 月18—31 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共鸣。科技工作者久旱逢甘霖，工作热情高涨。各自然科学学会纷纷召开中断多年的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研究发展趋势，规划学科建设，培植学科发展的基础。 1978 年8 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召开年会，会议代表共有602 人。年会期间固体物理、核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四个学科分头召开了会议，共宣读论文318 篇，其中综述报告有64 篇，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产出方面因受抗战和内战影响而捉襟见肘的情形对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既说明“文革”前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科学基础，也反映了“文革”结束后科学家被长久压抑的高昂工作热情。 1977—1982 年，为满足学科发展需要，一批中文物理学期刊创刊，如，《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声学学报》《原子核物理》《低温物理》《半导体学报》《质谱学报》《物理学进展》《电子显微镜学报》等,以及物理教学方面的刊物《物理教学》《大学物理》等等（[13]，页453—454）。 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者队伍的迅速扩张给科研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 “文革”结束时的重建工作，基本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种集中型的科技体制，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工作重心转移的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原有科技体制在许多方面的不适应变得愈来愈尖锐。其中，最明显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学技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产力功能”（[39]，页204）。另一方面，“文革”刚刚结束，国家财力有限，难以满足5000 多个科研机构、50 万科技人员的经费需求[40]，科研机构的财政拨款供给制难以持续。 在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社会上甚至有对中科院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基础研究工作者思想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迷茫。针对基础研究遭遇的这种困境，1981 年5 月，89 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批准，随后几年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基础性研究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40]，促进了基础研究工作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科研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体现，为后来国家全面推广科学基金制度铺平了道路。 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使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决定》指出：“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面向社会，接受各方面申请，组织同行评议，择优支持。” 1986 年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对科研事业费做出重大改革：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在“七五”期间逐年减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拨；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研究经费应该逐步做到主要依靠申请基金，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经常费。1986年2 月14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其管理部门正式建立，科学基金制度获得全面推广。由此，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被引入到科研管理工作中。 与科学基金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是学术评价。无论是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会涉及项目意义、申请者的工作基础和相关学术能力的评判。于是，SCI影响因子这个原本作为图书馆订阅和选刊依据的参考指标应运而生，因其意义明了、操作方便、不受学科和地域的局限一跃而成为成果水平和刊物级别的考察指标。 1987 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我国主要大学的论文做了排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科技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41]。 南京大学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最早将SCI 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频次等作为评价院系、教授学者的研究水平，以及理科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当时龚昌德新任该校物理系主任，他提出：“物理学系的讲师晋升副教授，必须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有研究论文发表；而副教授晋升教授，则要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这样的国际核心杂志上有研究成果发表,而不仅仅是在《物理学报》（事实上龚昌德1987—1998 年还是该刊编委）上发论文。”[42] 1993 年12 月10 日南京大学颁发《关于做好教师聘任工作的意见》（南字发(93)260 号文《关于做好教师聘任工作的意见》），这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SCI导向的官方文件。文件要求理科教授聘任必备条件是：在“学术榜”刊物上发表论文5 篇以上（国外至少2 篇，国内核心杂志3 篇算1 篇），后来，南京大学又把在SCI、EI 索引源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理科博士学位的要求。学校赋予SCI、EI 索引源刊物论文极高的权重，认为其水平与价值甚至要高于《数学学报》《气象学报》《地质学报》等国内一级刊物，SCI、EI 文章的第二或第三作者可计为1篇国内核心刊物第一作者（[43]，页6—7）。 政策导向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从1992—1999 年，南京大学连续8 年的SCI 论文数排名全国第一，而其在国内期刊的文章数则应声而落，《物理学报》的数据是很好的实例。 从表2 和图1 可见，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3 年前后十年在《物理学报》的年均发文量几乎没有变化，而南京大学1993 年后十年在《物理学报》上的发文量急剧下降，由前十年年均23.7 篇，降至后十年的11.8 篇，下降了50%，体现了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与此对应的是南京大学SCI 文章的高速增长（表3、图2）。 1989 年，三校SCI 论文数相当，起点相同，至1997 年9 年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科大三校SCI 论文的年平均增幅分别为18.9%，9.5%，10.9%。南京大学的增幅约是其他两所高校的两倍。上述三所学校都属于高校物理学科的第一梯队，它们高水平的物理学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惠及长期处于中国物理第一刊地位的《物理学报》的发展。 表2.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十年《物理学报》发文数比较（篇） 表3.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SCI 文章数增长情况（篇）（[43]，页10） 图1.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十年在《物理学报》发文的变化趋势，水平线为年发文平均值 图2.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SCI 文章数增长情况（据表4 数据绘制） 《物理学报》在编委会建设、营销宣传策划和出版流程建设等方面尽管也做了很好的工作[43]，稿源也源源不断，但在SCI 大行其道之后，还是感觉到了优秀稿源的不足[44]。 南京大学在SCI 论文方面创造的业绩起到了效果明显的示范作用，在全国高校掀起了SCI 论文数的竞赛，带动了大学和科研院所文章数的高速增长。 SCI 最早在南京大学萌芽有其偶然因素，但它被引入中国则是历史的必然，是科研管理制度变革的需要。在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中成果水平和意义衡量需要一把操作简便的标尺，基金“择优支持”也需要的一个相对公平、容易操作的评价标准。历史地看，SCI 在那个特定时期被引入，对提高我国的科研产出，提升我国的科技成果国际影响力，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SCI 后来长期的、广泛的滥用则是始料不及的。对SCI 的过度追逐也是对包括《物理学报》在内的中文科技期刊的直接伤害。 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交流的需要，物理学会1984 年创办了英文期刊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1991 年，物理学会又决定创办《物理学报》（海外版）（Acta Physica Sinica），并于1993 年正式出刊。距离1933 年《中国物理学报》创刊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学报由最初的外文出版改为中文，再改为中、英两种文字、两个期刊并行，重拾英文出版，是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在科技、社会、历史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一个内涵丰富的个案。 五 “国家科学”时代及其期刊出版价值观 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全球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2011 年美国提出“美国创新战略”；2013 年俄罗斯发布了《2018 年前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又称《路线图》），同年，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4.0”计划；2014 年欧盟启动“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日本则相继出台了“e-Japan”“u-Japan”“i-Japan”等战略。各国政府通过战略和相应的政策手段对科技创新加以引导，不断完善创新环境，选择面向未来的重大科技作为重点领域，通过完善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如培养理工科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等，以求占领战略制高点，取得竞争优势[45]。全球科技合作的图景越来越明显地被科技竞争的格局所冲击。大国之间在信息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生物科技、航天科技、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形成科技发展的强劲的国家主导力量。 适应国际竞争的形势变化，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在一些指标上已与创新型国家接近或相当，例如，发明专利申请量、科技企业商标申请量、科技论文产出、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二，创新指数和竞争力排名大幅跃升。但在相关指标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多项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世界第20 位左右”（[46]，页42）。我们科技论文产出世界第一的地位，并不代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近年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发起的制裁，以及对核心科技产品的断供威胁更是对我国加强自主创新敲了一记警钟。另外，发生战争及出现贸易战极端情况，国外科技文献数据库断供的潜在威胁也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有效应对。 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科技创新能力。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我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导致科技弱、国力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真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杆。” 新世纪以来“国家科学”模式已经呼之欲出，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经深刻地体现在了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和“国家科学”竞争上了。 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也正逐步形成“国家科学”模式： ⑴国家战略越来越深刻地主导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所发挥的作用； ⑵国家确立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科技计划等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科研选题； ⑶资源配置越来越向倾向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 ⑷科学活动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体现国家力量的介入，如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等； ⑸科技奖励激励机制越来越体现服务国家发展，围绕国家战略全局基本原则，如《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制定，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高调布局等等。 “国家科学”与“人民科学”在科学的计划性、目的性和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有显著的计划导向和集中体制特征，但在目标、功能和驱动力上又有明显的区别。“人民科学”基于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一种内需驱动下的自我响应；而“国家科学”则是在科技主导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国际竞争倒逼下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供给需求变化和科学价值观的调整，是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过去倡导“人民科学”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弱化纯理论研究的倾向，而当前“国家科学”战略则对基础研究赋予了相当的重视。 如果从“国家科学”的视角去观察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科技期刊出版活动的组织方式，就可以发现很明显的问题。最近30 多年，SCI 论文数量在职称、学位、评奖、基金项目、课题成果鉴定等方面被赋予了突出权重，逐渐对我国的科研价值观造成了很严重的扭曲，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科技期刊竞争能力下降、科技出版与科技传播水平日趋落后的趋势。中科院前任院长路甬祥曾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落后面貌有过这样的评述：“我国科技期刊不仅面临着世界科技期刊出版新的发展动向、新的技术突破和新的竞争格局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且与我国科技创新跨越发展的需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学术影响力看，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仍显偏低，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科技期刊数量很少；从传播手段看，我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在线发布、检索与获取的能力有待提高；从产业发展看，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出版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还处于弱势，尚不具备与国际一流科技期刊抗衡的能力。”[47]这是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 最近几年，从中央到科技主管部门，从科技界到出版界都对科技成果评价和中国科技期刊与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刊媒体也开展了诸多讨论，可以说，已经有了不少共识。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 年第6 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80.49%的科技工作者认为需要改变过分倚重SCI 的科技评价导向，而正是由于这种评价导向，81.6%的科技工作者会选择以英文发布研究成果[48]。 科研评价体系和科技期刊的问题积重难返，其根本原因是对科研工作的目的性存在认识误区，科技政策与“国家科学”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科研工作和科技期刊出版的价值观没有根据科技发展战略适时调整，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科技工作的一个核心部分，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科技创新不可缺少的自主可控的支撑条件，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国家数字资源安全的核心要素看待[49]。 近年来，鉴于科技期刊在“国家科学”时代的重要作用，从国家最高领导到相关各业务主体，都在积极采取行动，寻找对策。但由于上述根本问题尚未有效解决，所以，迄今为止，科技期刊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处于解决办法不多、效果不佳的状态。 再来看《物理学报》，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物理学会和物理学家一直是《物理学报》的责任主体,而《物理学报》又与这两个责任主体发生很强的关联，曾经是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崛起和发展的唯一记录①欧阳钟灿在“第十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上的报告，题目为“从《物理学报》谈中文科技期刊的文化自信”（北京，2017.8.5）。。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及时采用基金制度解决了基础科学的生存问题。学术出版的问题则是通过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由此导致学术出版的责任主体长期模糊不清，多个主体并存，目标并不一致，责任也不明晰，难以形成合力。虽然找准科技期刊落后的原因不难，但却难以下手去解决。事实上科技期刊的落后状态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块很致命的短板。 尽管西方国家在学术出版和期刊产业发展上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但因为国情不同，我们并不能全盘照搬。综合考虑科技规律、现实需要和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下面解决问题思路。 ⑴改变科技期刊与科技工作主体若即若离的状态，强化科技期刊与学会、科研机构、科学家的紧密联系和责任纽带。强化学会功能，发挥学会在学科布局、期刊出版规划、期刊集群建设和学术成果经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中国物理学会2003 年的改革方案中，就已经开始了刊群建设的措施[50]，可以进一步参照美国物理学会的举措，把刊群建设延伸到挂靠单位之外，创造条件建设中国最强的物理期刊集群。 ⑵借鉴科学基金的成功经验，在现有期刊项目支持的基础上，设立国家基金，增设重大基金项目，通过基金制度解决科技出版碰到的重大发展难题和重大基金需求，如平台建设与维护、资源集聚、数字工具开发等。 ⑶建立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的强关联，强化科学家的主体责任，为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的同步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当然，学术出版行政化管理方面的优化也需要同步开展。 最后需要说明：尽管“国家科学”的判断是否准确、“国家科学”模式是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还是特定国际环境下的应急措施、“国家科学”模式应对国际竞争的效果如何、“国家科学”模式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的作用如何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目前环境下，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恐怕只能尝试国家力量的推动。 [1]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联合招待国民会议代表的大会欢迎词(1931.05)[A].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下)[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943. [2]竺可桢.利害与是非[A].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科学与中国[C].1936.30. [3]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A].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科学与中国[C].1936.114—120. [4]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A].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69—373. [5]李艳平,王贞.郎之万在中国[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31(3):72—78. [6]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资料[J].物理,1982,11(3):183—184. [7]陆学善.中国物理学会[J].科学大众,1948,4(6):262—263.转引自:物理,1982,11(11):651—653. [8]吴翠苹.中国物理学会研究(1932—1936)[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45—46. [9]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J].东方杂志,1935,32(1):自11—自20. [10]卢鹤绂.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外所发表之物理论文目录及其提要[D].燕京大学学士论文,1936. [11]胡升华.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1996. [12]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17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1):95—104. [13]钱临照.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年[J].物理,1982,11(8):449—455. [14]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J].物理通报,1951,(1—2):1—4. [15]吴大猷.吴大猷文选(7)[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16]郭沫若.人民科学丛书序[N].人民日报,1949-05-04:4. [17]郭沫若.为人民科学的发展与祖国建设的胜利而奋斗——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院务会议总结[J].科学通报,1952,(1—2):23—27. [18]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J].科学通报,1950,1(3):166. [19]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J].科学,1950,32(4):97—99. [20]吴有训.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是我们的任务[J].科学通报,1953,(5):7—10. [21]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J].物理通报,1951,1(1—2):1—4. [22]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J].科学通报,1950,1(5):287—291. [23]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六十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24]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办法[J].科学通报,1950,1(2):101. [25]中国物理学会汇志[J].物理通报,1951,1(1—2):71—94. [26]卷头语[J].物理学报,1953,9(1):1. [27]杨桢.纪念钱三强老师[J].现代物理知识,1994,(4):45—46. [28]吴有训.中国科学院所长会议物理学数学组会议总结[J].科学通报,1954,(1):4—6. [29]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J].科学通报,1954,(4):1—6. [30]黎功德.记新中国第一个纲领性的科学政策文件[J].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4):57—62. [31]中国物理学会1954 年与1955 年工作总结[J].物理通报,1956,(3):129—131. [32]李林.对我的老师钱临照的怀念[J].物理,1999,28(12):749. [33]胡升华.钱临照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22(6):83. [34]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01.14)[A].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4. [35]孙洪庆,陈崇斌.新中国物理学发展的早期规划——《物理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浅析[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31(3):273—283.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37]邓楠.发展与责任——中国科协50 年[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 [38]于大海.五十年来物理学报论文统计[J].物理,1982,11(11):659—660. [39]刘大椿.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40]卢嘉锡.喜看千重浪 更上一层楼[A].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研究:战略、政策与实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0—21. [41]邱均平等.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科学学研究,2003,21(2):143—148. [42]龚放,曲铭峰.南京大学个案:SCI 引入评价体系对中国大陆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J].高等理科教育,2010,(3):4—17. [43]古丽亚等.精耕细作,改革发展——《物理学报》创新发展之路[A].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中国报刊领航者——百强报刊剪影[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1023—1030. [44]史朋亮,王久丽.《物理学报》和《中国物理》的比较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4):592—596. [45]隆国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风起云涌[N].人民日报,2015-05-22:07. [46]潘教峰.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201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47]路甬祥.承载引领中国科技期刊创新与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改革与发展[N].科学时报,2011-06-01:A01. [48]刘天星等.中文科技期刊的现状与困境:问卷调查分析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6):667—676. [49]胡升华,朱蔚.从国家数字资源安全看期刊出版[N].中国科学报,2018-03-12:07. [50]谷冬梅.中国物理学会改革方案(学会月刊)[J].2003,(5):18—19. 明末清初，西方近代科学开始传入中国，此后几百年间，中国人科学观的演进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路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体西用”观占据主导地位，西方科技被许多人视为“奇技淫巧”，学习西方科技乃属权宜之计，其目的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95 年甲午战败，举国震惊，生物进化、适者生存的观念深入人心，反思传统文化，倡导“科学救国”成为朝野共识；北伐胜利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国内局势相对稳定，同时，一大批在西方获得博士学位，亲身体验过西方科学三昧的学术精英学成回国，成为各学术机构领导人，他们高高举起了“学术独立”、为学术而学术的旗帜，为西方科学真正植根中国土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把西方现代科学成建制地移植到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习苏联，改造知识分子，从组织上、思想上、措施上，为建立“人民科学”谋篇布局，社会主义计划科学成为显著特征，《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实施，奠定中国科技发展的组织机构基础、研究队伍基础了和学科建设基础，可惜良好的发展势头被“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十年；“文革”以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极大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但很快科技与经济脱节被视为严重问题，为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要注重经济杠杆和市场调节，而对基础研究则实行科学基金制，以同行评议为依据，择优支持；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增长，国际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成为国际竞争的决定性力量，国家力量主导科技发展（本文称之为“国家科学”）成为显著特征，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目标要求“科学”与国家战略有更好的契合度。本文结合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变化和《物理学报》的发展状况，考察近百年来我国科研价值观的变化，并试图说明，当前形势下，一个“国家科学”的时代呼之欲出，这将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科研工作价值观以及科技成果的传播和利用方式；而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出现的问题，说到底是科研价值观的问题，“国家科学”模式自然会要求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战略与之相适应。一 “学术独立”的意义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化物理学研究始自20 世纪20 年代末，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学研究所的建立为标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年左右时间里，由于军阀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政治环境相对稳定，加之一批在欧美取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学成回国，中国第一次具备了“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而物理学研究则是中国早期科学研究工作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科学研究是在“学术独立”的背景下进行的。对于学术独立，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像蔡元培这样的教研行政主管人员，更多地着眼于学术独立的政治意义，他们对于列强眈眈于我国疆土，在中国作大规模的调查，“其成绩的精密之处，有非我国人所能想及者”的状况深感担忧，想到“我不自谋，人家才来越俎代庖”，我们只有急起直追，达到学术独立，才能杜绝外人的觊觎[1]。这其实是“科学救国”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一些从西方留学归来、受过严格科学训练、亲自动手做过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则更强调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土壤和养分，并称之为“科学精神”。对于什么是“科学精神”，后来担任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副院长的竺可桢的定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科学家的研究目的“一方面固然不是想制造飞机炸弹来杀人，但同时也并不存心要拯人民于水火。他们的目的在求真理，是要认识大自然的真面目”[2]。20 世纪30 年代以后，随着一批少壮的、训练良好的科学家成为学术界的领导人后，对纯学术的追求形成主流。他们以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促使中国的学术独立。这一时期他们心目中的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第一，不依附外国而生存；第二，学科的建立和发达。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在20 世纪30 年代曾就学术独立专门写过论述[3]，归纳他的文章可以得出学术独立应有三个条件①下文我们将明显地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可桢、吴有训这两位中科院副院长的科学观有巨大的变化。：⑴专门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做到立足国内就能进行高水平的科学人才的培养，改变过去那种只能通过留学来培养高级科学人才的状况。这是科学得以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⑵能做出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这是学术独立的关键。提倡学术，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时尚来追求，也不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爱好来培养，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民族责任来承担。用胡适的话说，“对于现代世界的学术，本国的学人与研究机关应该能和世界的学人和研究机关分工合作，共同担负人类与学术进步的责任”[4]。只有做出了重要的研究成果，才能在世界科学大家庭中占一席之地，才算发表了学术独立的宣言。⑶专业学会的建立和专业学术刊物的出版。藉此进行学术联络，交流研究信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同时研究成果也得以向世人展示。这也是科学制度化的需要。20 世纪30 年代，经过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谢玉铭、严济慈等老一辈物理学家的努力，物理学科在中国基本达到了学术独立的三个条件，国内30 余所大学有了物理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等还建立了理科研究所，1932 年中国物理学会宣告成立，《中国物理学报》随后创刊，成为中国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个专门的发布平台。二 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报》的创设1931 年9 月至1932 年初，法国著名物理学家郎之万受设在瑞士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指派来考察中国教育[5]，在他的建议和推动下，成立了中国物理学会，成立大会1932 年8 月在清华大学召开，大会讨论通过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第一个学会章程，其中规定物理学会的宗旨是“谋物理学之进步及其普及”[6]。物理学会早期会员陆学善先生对这一宗旨做了这样的阐释：“一方是谋物理学本身的进步,一方是想把已得的物理学知识尽量地普及大众,我们深信这两方面是互为因果而殊途同归的”[7]。这一宗旨与当时我国科学家追求学术独立的背景非常契合。为贯彻这一宗旨，物理学会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三个委员会，分别是学报委员会、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及物理学教学委员会。“学报委员会”主持编辑及出版《中国物理学报》（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物理学论文，每篇论文附中文提要。《中国物理学报》的出版经费全都来自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四个机关会员的补助，既无版面费也无稿费，刊物全部免费寄送，编辑者也是义务性劳动[8]。物理学会首次年会仅19 人参加，至1933 年，会员不过88 人。《中国物理学报》是我国最早的学会刊物之一，更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第一份完全发布中国人科研成果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号居然没有任何发刊词一类的文字，体现了不言自明的办刊宗旨——以科学共同体的学术交流为目的。对比“科学救国”时代背景下创办的一些科学类刊物，如《中国工程师学会会报》《电气工业杂志》《矿业杂志》《科学》等，《中国物理学报》这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性非常明显①石峰主编,吴永贵著.中国期刊史(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46—366.，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国物理学报》是我国以纯学术交流为目标的学术刊物的发端。这一时期的物理学家仅仅需要在自己所属的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价值规范下开展研究活动。在《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前,国内物理研究成果主要寄往国外有关杂志发表。据严济慈统计此前约有20 余篇文章寄往英国的《自然》、美国的《物理评论》，以及法国的《科学院周刊》等刊物发表。吴有训1930 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的《X 射线受单原子气体总散射的强度》是中国本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第一次在国外刊物发表[9]。《中国物理学报》创刊号于1933 年10 月出版，至“七七事变”前，共出版3 卷6 期，5 年总共发文仅42 篇。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会从一开始就很有远见地成立了“物理名词审查委员会”，把物理学名词译成中文，这为今后能用母语开展物理学教学和发表研究成果奠定了基础，体现了老一辈科学工作者的远见和民族自觉。这种民族自觉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物理学报》迅速变更为中文出版埋下了伏笔。在《中国物理学报》创刊之时，国内的物理学研究刚刚起步，成果极其有限。物理学家卢鹤绂曾于1936 年完成了一篇学士论文[10],统计1914—1936 年这23年间中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情况。据他统计，这段时间中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总数不足400 篇（此处未统计译介和科普性质的文章），1930 年以前我国学者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数从未超过10 篇/年，而基于国内研究工作的论文几乎为零。1931 年之后，国内的研究工作逐步兴起。上述论文几乎全部用外文发表，国内发表物理学论文的英文刊物有下列三类：学会刊物，如《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会志》《中国电机工程月刊》；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不定期集刊；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沪江大学等七所大学的理科报告。从卢鹤绂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到几个有意思的现象：⑴1931 年后，我国学者基于国内工作的论文数整体上超过了基于国外的研究，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说明中国物理学研究工作的主战场已经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因此，1932 年成立中国物理学会是水到渠成的事情；⑵发表在国内刊物上的论文在1931 和1933 年分别有一个跳跃式增长，对应的是1931 年《清华大学理科报告》和《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集刊》创刊，以及1933 年《中国物理学报》的创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能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科学家以及产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20 世纪20 年代末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近10 年的时间，属于自由的学理研究阶段。这一时期的物理学研究完全根据研究者的兴趣、身边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而展开，谈不上研究的系统性和规划性。研究的目的只是要使中国有“研究”，在中国可以进行研究。而这一目的又归属于一个最根本的目的，这就是达到“学术独立”[11]。从《中国物理学报》这一时期的文章可以明显看出研究课题的发散性和文章水平的参差不齐。燕京大学贡献的3 篇论文全部基于物理系硕士学位论文，课题体现了对物理学初级工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实验能力的训练，有些课题非常具有中国特色，如：中国窗户纸的紫外线透射率测定等。燕京大学物理系硕士论文还有十余篇在其他刊物上发表，题目有牛奶折射系数的变化等等。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人就对类似于牛奶折射系数这样的研究提出了偏激的批评：“像这样不切实际，毫无用处的论文还有许多，不知浪费了多少人力、物资和时间”。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在中国进行物理学研究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严济慈是这么回答的：“倘若有人以为……一年做几篇论文，到国外杂志去登载，真是所谓‘洋八股’，费时耗财，何补于事。这种态度则未免太偏窄而苛刻了。要知道，现在真正能懂得‘洋八股’，做点‘洋八股’者，究有几人？恐怕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吧。几颗晨星所发出的光辉之微弱，诚无补于现在之黑暗，不过却是一种晓曙的先兆，光明的预告呢！”[9]半个多世纪后的2017 年，我国学者仅在SCI 期刊上发表的物理学论文即已达到31417 篇[12]。物理学科的发文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这个成绩是可以告慰当年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物理学前辈的。中国的物理学研究工作在抗战前几年已出现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气象。然而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遏制了这一发展势头。虽然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物理学会的年会活动没有停止，《中国物理学报》依然在艰难困苦中断断续续地出版了6 期刊物[13]，但就物理学研究本身而言，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损失是重大的，“摧毁了中国物理学工作者二十余年来所造成的实验室，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全国的实验工作在八年抗战期内因实验室的破坏几乎完全停止，阻止了物理学在中国的进展。”[14]用物理学家吴大猷的话说：“八年余的抗战，使萌芽的中国物理学夭折，至战后复员重新拾起来，损失者非‘九年’的时间，而系发展的锐气及持续性也。”（[15]，页245）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全面爆发，时局动荡，物理学研究也就无从谈起。前辈物理学家对于“学术独立”大旗下物理学共同体其乐融融的景象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记：“每年年会，在抗战以前是集中举行的，曾在上海、北平、青岛等地举行过，尤以在北平举行的次数最多。抗战后因交通不便，改以分区举行为原则……去年开京沪杭区年会的时候，吴正之先生在年会演讲词中有下列的语句：‘我们乘这个机会，欣赏他人的工作，欢喜赞叹，正如欣赏自己的工作一样。’这是多么融洽的一幅情景啊！”（[7]，页651—653）在这段以“学术独立”为目标、为科学而科学的历史阶段，开展科学研究、发表研究成果完全是科学共同体的内部行为，完全是科学家的自由意志。抗日战争爆发，终止这种象牙塔里的甜蜜生活，此后，中国科学的社会意义和科学家社会角色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三 “人民科学”与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物理学报》宗旨的变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科学的发展被引入新的轨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中明确指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政权向全国科学界发出了建立“人民科学”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委会），统筹指导文化、教育、科学和出版工作。文委会主任郭沫若认为：“真正的科学和科学家的精神，一句话归总，就是在为人民服务。”[16]“人民的科学事业因此也就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的科学研究工作了。它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例如，国家计划增产钢铁，有关方面的科学家的工作就应该配合着寻找资源，提高技术，不仅要增加产量，而且要提高质量。”在科学家的兴趣与人民的需要不能兼得的情况下，“爱国的科学家必然会为了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而放弃自己兴趣的满足”[17]。中国的科学体制受苏联广泛影响，“人民科学”的观念很大程度可以说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科学院院长瓦维洛夫（1891—1951）的观点就曾被广泛引用：科学要完全贡献给人民和国家。按照“人民科学”的指导方针，文委会对新成立的中科院（院长亦为郭沫若）明确下达了基本任务。其中，就如何确定科研方向有如下的要求：“（1）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与实际密切配合，以矫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2）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并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作有计划的理论与实验的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3）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与集体性，以加强各学科研究间有机的联系。”[18]中科院的其他几位副院长也深刻反思了过去“为科学而科学”的科学观，强调学习苏联，让科学为人民谋福利。竺可桢副院长在《中国科学的新方向》一文中写道：“（过去）以为科学家的本分，在于寻求真理，只要本其所学，自由的选择一个题目，竭其能力来研究，便是尽了责任。殊不知科学研究的经费来源，是取自农工阶级劳力所获得的资产，本诸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科学研究自不能不与农业工业与保健发生联系，过去科学工作人员各自为政，闭门造车的习惯，自有革除的必要。”[19]吴有训副院长发表文章强调，“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是我们的任务”，“科学必须变成人民的财产”[20]。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阐明：“中国物理学工作者应义不容辞的来响应政府的号召完成我们的任务。在改变一个落后农业国家到一个进步的工业国家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很多物理上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21]另一位副院长李四光的口气更严厉：“（过去）多半只是着重个人的研究工作，不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也不一定要与实际结合。”一个相当普遍的毛病是，把科学工作的中心放在外国，以物理学为例，虽然有《中国物理学报》和其他学术刊物，但已经发表的700 多篇论文中有400 多篇分散在外国期刊上，重要的著作大都发在国外，“把国内的学术机构或团体，作成了外国，尤其是英、美学术界的附属品”[22]。对照竺可桢、吴有训两位副院长在20 世纪30 年代关于“学术独立”的观点，可见，他们的科学观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理学会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决定修改章程，由顾功叙、钱三强、马大猷、丁西林、霍秉权组成五人小组，完成了新章程的起草。1951 年8 月11—17 日，在新落成的中科院“物理楼”（物理楼原址在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 号科学出版社院内，2019 年拆除）召开了中国物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章程。规定中国物理学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从事学术研究，交流工作经验，谋物理学知识之普及、提高与应用，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经济及国防建设而服务”（[23]，页60）。这个宗旨与物理学会第一个会章（章程）相比，仍然着眼于研究与普及，但明确了工作的目的性——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经济及国防建设服务。体现了“人民科学”的时代特征。在倡导“人民科学”价值观的背景下，担负全国科技工作领导职责的中科院也对学术出版方针进行了强势干预。1950 年中科院编译局（学术出版主管机构）草拟了《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办法》，1950 年4 月27 日，文委会第七次委务会议通过了该办法。一方面，中科院统一补助国内各专门学会的期刊出版；另一方面对学术期刊的“中国化”方向提出了明确要求：“各专门学会或研究会刊物，应以用中文写述为原则，特别有国际性之论文,有用外文发表之必要者，除用中文在原刊发表外，可另汇集成一外文同性质刊物出版。历史颇长，具有国际地位之外文刊物，如不能立即改成全用中文，须于外文论文前加较详之中文摘要。并须逐渐改成以中文为主。”此外还规定，刊物封面一律用中文，外文刊物也必须附中文刊名[24]。对此，中国物理学会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从前国内作的论文常常还要送到外国杂志上登载，现在每个国内的物理学工作者都觉得在国内发表论文是很光荣的事。”[25]相对于近年疯狂追逐国外期刊的状态，这种境界真恍如隔世。1950—1951 年中科院经费支持调整复刊或创刊的科技期刊有几十种，其中，交由中科院出版的即有23 种①参见：科学出版社社史组.科学出版社大事记手稿（1949—1990）[R].1990.，复刊的包括《中国物理学报》《中国化学会志》《中国地球物理学报》《地质评论》《地理学报》《中国地质学会志》《中国植物学杂志》《科学记录》《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气象学报》《中国动物学杂志》《中国土壤学会志》《中国数学学报》《中国考古学报》等，创刊的有《科学通报》《中国科学》《化学工业与工程》《中国昆虫学报》《植物分类学报》《中国农业研究》等。这两年出版的《中国物理学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文章采用中文发表了，用外文发表的论文也按照要求附有较长的中文摘要。1953 年，《中国物理学报》根据形势需要做出重大调整，以全新的面貌出版第9 卷第1 期，刊名由《中国物理学报》改为《物理学报》，其原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改为拉丁文名称“Acta Physica Sinica”，论文完全以中文发表，附外文题目、提要。改刊后的第一期《物理学报》发表了一篇有历史标志意义的《卷头语》，其中写到：“中国物理学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还仍然没有脱离掉以外文为主的方式。从这一期起，我们作了一个更大的改变，我们的论文以中文为主了，从此完全脱离旧日半殖民地文化的地位，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物理学在中国土地上生根，使它成为我们中国人民自己的科学。”“我们不仅要学报在形式上有改革，而且要在内容上有改革。使这个学报能适合我国当前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建设与文化建设而服务。”[26]学报的内容也计划做两点改进，其一，范围扩大到技术性文章，“包括工业应用及教学实验方面”；其二，登载综述性文章。《卷头语》最后号召：“全国物理学工作者们，建立人民自己的科学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让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满怀信心的担负起这个任务来吧！”尽管国家科学机构领导人和科学家都有发展人民科学的良好愿望，但科学研究还有其自身规律，也需要基础条件和学术积累，做不到一夜之间根本改观。《中国物理学报》1950—1951 两年的出版情况与上述良好的愿望还有明显的距离：两年总共才发文38 篇，而且主要是理论研究和综述，仅有3 篇论文是基于国内实验的工作，均出自教会岭南大学物理系冯秉权。或许因为抗战期间岭南大学仪器设备受损不大，可以很快恢复工作。葛庭燧和潘孝硕尽管也发表了几篇实验论文，但实验工作全部是回国前在美国完成的。对于当时物理学实验条件缺失，实验工作无从开展的困难情形，钱三强有一句很形象的描述：“你想吃面包，就得从开荒做起。”[27]可见，要在科研工作上、文章内容上做到“能适合我国当前的需要，为我国工业建设与文化建设而服务”则并非易事。这不仅是物理学会和《物理学报》遇到的问题，也是全国科学界的共性问题。中科院在对所属研究机构工作检查中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吴有训副院长在1953 年10 月份召开的所长会议上就理论联系实际问题，做了下面客观的陈述：近几年内还不能要求数学物理基础科学研究部门解决许多生产具体问题，应该在理论方面打好基础，逐步积累经验，从而在一定时期后有能力解决产业部门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要克服普遍存在的急躁情绪，脚踏实地，稳步前进[28]。随后，中科院在总结工作实际情况、结合访苏代表团学习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重要的文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29]。1954 年1 月28 日，该报告在政务院第204 次会议获得了批准，《人民日报》随后于3 月26 日发表了这个报告，并配发了一篇社论。郭沫若的报告客观分析了中科院基础薄弱、学科不齐、在科学工作的组织措施和领导方法上不能适应国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也有简单化等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要按照现有人力、设备和业务水平，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要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注重队伍建设，为综合解决国家建设中所提出的重大科学问题积极准备条件。在今后的研究计划中，即要纠正保守、也要纠正不切合实际的偏向，必须从各学科的性质和发展条件出发考虑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有的研究是有条件立即直接或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有的研究就还需要准备条件在若干年之后才能取得成果。《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指出：“科学工作十分复杂，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件新的工作，我们还很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有关工作干部必须虚心谨慎，力戒粗暴简单。”科学家是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科学家的知识和劳动应当受到人民尊重，要为科学家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这个报告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纲领性的科学政策文件[30]，纠正了理论联系实际简单化、把“实际”理解为纯粹直接的生产任务的偏激倾向，使物理学研究的基本次序有了一定的保障。1953 年开始，基于国内实验设备开展的工作逐渐见诸《物理学报》。它在当时依然是集中发表全国物理学科研成果的唯一刊物。为适应研究成果增长的需求，《物理学报》从1955 年起，由季刊改为双月刊，而且增加了“研究简报”栏目，及时报道物理学研究工作的成果，论文的学术标准也逐步提高[31]。首篇研究简报是曾长期担任《物理学报》主编的钱临照院士在中科院物理所完成的工作，用电子显微镜观察铝单晶滑移带精细结构，文章后来在1956 年第一届泛太平洋地区电子显微学会议（东京）上由他人代为报告，引起很大反响，各国代表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能拿出如此高水平的电子显微镜工作感到非常惊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篇向西方国家报告的学术论文[32]。这项工作所使用的电子显微镜的来历也有一段传奇的故事[33]。1956 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56 年1 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部署制订《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下称《远景规划》）。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要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如果我们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做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34]。《远景规划》在57 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中特别安排了“现代自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并将其与原子能、计算机、石油勘探等一起列入12 项重点任务。《远景规划》中物理学科的规划包含了十多个分支学科，其中，原子核物理和基本粒子物理、无线电物理和电子学、半导体物理为三个重点学科；金属物理、光学、晶体物理与磁学四个学科是国家建设需求很大的学科，需要相应的发展；声学、低温物理、绝缘物理、热物理、高压物理等在技术革新、物性与物质结构理解方面有重大意义，须适当发展；地球物理、天体物理与生物物理等边缘学科都是自然科学中的生长点，需要关注；此外，场论、量子力学及固体和液体物理中的理论问题具有普遍性，有重大的研究意义。可见，《远景规划》对物理学相关学科的发展和物理学研究机构的扩张产生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科院一批物理学专科研究所随后相继成立，如声学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电子学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所以及长春、西安、上海三个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1956 年当年，我国物理学科仅有高级研究人员100 名左右，按照规划，至1967 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360 人[35]。《远景规划》显著推动了学科建设和研究队伍发展。1961 年7 月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纠正“大跃进”带来的科研工作浮夸风以及知识分子政策的“左倾”错误，并进一步对教条主义的“理论联系实际”进行了纠偏，指出：“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是：不断提供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并且在工作中培养出科学研究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研究课题，可以是从生产建设任务中提出的，也可以是从各门学科发展中提出的，不能有所偏废。”“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主要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问题和解决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中关键性的综合性的科学技术问题”，要与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分工，“不能要求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来承担生产中推广和技术服务的全部工作”（[36]，页546—570）。1962 年春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科技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策环境，极大地促进了学术交流。“仅1962 年至1963 年间，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就召开了140 多次学术年会和专题学术讨论会，有2 万多名科技人员参加了这些学术会议，共提交了2.3 万篇学术论文。”（[37]，页75）从物理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上也可以了解物理学各领域蓬勃发展的情况（表1）。1963 年，物理学会根据科研政策和环境的变化适时修改了章程。新章程规定的宗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科学技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针，团结全国物理学工作者，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开展学术活动，交流经验，吸取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促进我国物理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24]，页134—139）对比1951 年章程，以前是要求按照人民的需要进行物理学研究，现在则是要先做好学术研究，再以良好的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在因果关系上有微妙的调整。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对物理学工作者大胆开展学术研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表1.1958—1963 年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注：表1 内容根据下列文献整理：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六十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18—124；关定华.第一届全国声学学术会议[J].声学学报,1964,1(1):54—55；吴仲华.全国第一届工程热物理学术会议[J].科学通报,1965,16(10):933—935.这一时期物理学的蓬勃发展在《物理学报》上有直接的体现。该刊1959 年扩容为月刊，1958—1962 年共收到1012 篇投稿，编委会下设17 个专业小组进行审稿，发表论文340 篇，稿件录用率仅为1/3，出现稿件积压情况（[24]，页125—126）。1964 年，《物理学报》扩容两次，上半年每期从4—4.5 印张扩版为6 个印张，下半年扩版到7.5 印张左右，年发文量首次超过150 篇，而此前的年发文量不足100 篇。1965 年发文量首次突破200 篇。由于一直到1978 年，《物理学报》都是中国物理学会唯一的专业学术期刊，学科发展的命运就是学报的命运。物理学相关学科的快速发展以及研究水平的提升，也使学报质量快速提升①欧阳钟灿在“第十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上的报告，题目为“从《物理学报》谈中文科技期刊的文化自信”（北京，2017.8.5）。。这一时期中国物理学家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就被该刊尽收囊中。这些重要成果也并没有因为是用中文发表而被埋没。比如，1965年第1 期发表的于渌先生的文章“含顺磁杂质超导体中的束缚态”（Bound state in superconductors with paramagnetic impurities），从理论上预言了含磁性杂质超导体中存在束缚态，20 世纪90 年代被扫描隧道显微镜实验验证。尽管在于禄的成果发表数年后，日本、苏联科学家也做出同样预言，但于禄的学术优先权并没有因为用中文发表而不获承认，该文至今仍被大量引用。笔者通过Scopus 数据库检索到1993 年以来对这篇文章的引用已达255 次，最近5 年的引用达到169 次，且美国是施引最多国家。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打乱了中国物理学的发展步伐，从1966 年10 月—1973 年，《物理学报》处于停刊状态，1974 年复刊又退回双月刊，至1980 年才改为月刊，年发文量恢复到1965 年的水平[38]。四 对外开放与市场经济下的科技体制变革1976 年“文革”结束后，通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恢复科研和教学工作秩序，恢复职称评定工作，实施科技奖励制度等一系列措施，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被极大地调动了起来。1978 年3 月18—31 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大会闭幕式上发表了“科学的春天”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共鸣。科技工作者久旱逢甘霖，工作热情高涨。各自然科学学会纷纷召开中断多年的年会，进行学术交流，研究发展趋势，规划学科建设，培植学科发展的基础。1978 年8 月，中国物理学会在庐山召开年会，会议代表共有602 人。年会期间固体物理、核物理、基本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四个学科分头召开了会议，共宣读论文318 篇，其中综述报告有64 篇，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研究人才和研究成果产出方面因受抗战和内战影响而捉襟见肘的情形对比,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既说明“文革”前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科学基础，也反映了“文革”结束后科学家被长久压抑的高昂工作热情。1977—1982 年，为满足学科发展需要，一批中文物理学期刊创刊，如，《高能物理与核物理》《声学学报》《原子核物理》《低温物理》《半导体学报》《质谱学报》《物理学进展》《电子显微镜学报》等,以及物理教学方面的刊物《物理教学》《大学物理》等等（[13]，页453—454）。科研成果和科技工作者队伍的迅速扩张给科研管理带来了严峻挑战！“文革”结束时的重建工作，基本上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那种集中型的科技体制，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路线的确立，工作重心转移的经济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原有科技体制在许多方面的不适应变得愈来愈尖锐。其中，最明显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脱节，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学技术难以发挥其应有的生产力功能”（[39]，页204）。另一方面，“文革”刚刚结束，国家财力有限，难以满足5000 多个科研机构、50 万科技人员的经费需求[40]，科研机构的财政拨款供给制难以持续。在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社会上甚至有对中科院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基础研究工作者思想上出现一定程度的迷茫。针对基础研究遭遇的这种困境，1981 年5 月，89 名中科院学部委员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建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的建议，并立即得到了批准，随后几年的成功实践“为全国基础性研究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开辟了一条有效的途径”[40]，促进了基础研究工作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是科研管理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的体现，为后来国家全面推广科学基金制度铺平了道路。1985 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使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决定》指出：“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工作，逐步试行科学基金制……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其他科学技术基金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面向社会，接受各方面申请，组织同行评议，择优支持。”1986 年1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拨款管理的暂行规定》，对科研事业费做出重大改革：从事技术开发和应用研究工作的单位，国家拨给的科研事业费在“七五”期间逐年减少，直至完全或基本停拨；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单位，研究经费应该逐步做到主要依靠申请基金，国家只拨给一定额度经常费。1986年2 月14 日，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标志着国家科学基金制度及其管理部门正式建立，科学基金制度获得全面推广。由此，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被引入到科研管理工作中。与科学基金制度与生俱来的一个问题是学术评价。无论是定性评价还是定量评价都会涉及项目意义、申请者的工作基础和相关学术能力的评判。于是，SCI影响因子这个原本作为图书馆订阅和选刊依据的参考指标应运而生，因其意义明了、操作方便、不受学科和地域的局限一跃而成为成果水平和刊物级别的考察指标。1987 年，赵红州等人利用文献计量方法，对我国主要大学的论文做了排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并受到科技主管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41]。南京大学在中国内地高校中最早将SCI 的论文收录和被引用频次等作为评价院系、教授学者的研究水平，以及理科博士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当时龚昌德新任该校物理系主任，他提出：“物理学系的讲师晋升副教授，必须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有研究论文发表；而副教授晋升教授，则要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这样的国际核心杂志上有研究成果发表,而不仅仅是在《物理学报》（事实上龚昌德1987—1998 年还是该刊编委）上发论文。”[42]1993 年12 月10 日南京大学颁发《关于做好教师聘任工作的意见》（南字发(93)260 号文《关于做好教师聘任工作的意见》），这是目前已知国内最早的SCI导向的官方文件。文件要求理科教授聘任必备条件是：在“学术榜”刊物上发表论文5 篇以上（国外至少2 篇，国内核心杂志3 篇算1 篇），后来，南京大学又把在SCI、EI 索引源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为理科博士学位的要求。学校赋予SCI、EI 索引源刊物论文极高的权重，认为其水平与价值甚至要高于《数学学报》《气象学报》《地质学报》等国内一级刊物，SCI、EI 文章的第二或第三作者可计为1篇国内核心刊物第一作者（[43]，页6—7）。政策导向起着立竿见影的作用，从1992—1999 年，南京大学连续8 年的SCI 论文数排名全国第一，而其在国内期刊的文章数则应声而落，《物理学报》的数据是很好的实例。从表2 和图1 可见，复旦大学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993 年前后十年在《物理学报》的年均发文量几乎没有变化，而南京大学1993 年后十年在《物理学报》上的发文量急剧下降，由前十年年均23.7 篇，降至后十年的11.8 篇，下降了50%，体现了考核指挥棒的作用。与此对应的是南京大学SCI 文章的高速增长（表3、图2）。1989 年，三校SCI 论文数相当，起点相同，至1997 年9 年间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科大三校SCI 论文的年平均增幅分别为18.9%，9.5%，10.9%。南京大学的增幅约是其他两所高校的两倍。上述三所学校都属于高校物理学科的第一梯队，它们高水平的物理学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并没有惠及长期处于中国物理第一刊地位的《物理学报》的发展。表2.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十年《物理学报》发文数比较（篇）表3.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SCI 文章数增长情况（篇）（[43]，页10）图1.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十年在《物理学报》发文的变化趋势，水平线为年发文平均值图2.南京大学等三校1993 年前后SCI 文章数增长情况（据表4 数据绘制）《物理学报》在编委会建设、营销宣传策划和出版流程建设等方面尽管也做了很好的工作[43]，稿源也源源不断，但在SCI 大行其道之后，还是感觉到了优秀稿源的不足[44]。南京大学在SCI 论文方面创造的业绩起到了效果明显的示范作用，在全国高校掀起了SCI 论文数的竞赛，带动了大学和科研院所文章数的高速增长。SCI 最早在南京大学萌芽有其偶然因素，但它被引入中国则是历史的必然，是科研管理制度变革的需要。在科学基金项目的评审中成果水平和意义衡量需要一把操作简便的标尺，基金“择优支持”也需要的一个相对公平、容易操作的评价标准。历史地看，SCI 在那个特定时期被引入，对提高我国的科研产出，提升我国的科技成果国际影响力，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至于SCI 后来长期的、广泛的滥用则是始料不及的。对SCI 的过度追逐也是对包括《物理学报》在内的中文科技期刊的直接伤害。适应形势的变化和交流的需要，物理学会1984 年创办了英文期刊Chinese Physics Letters（《中国物理快报》），1991 年，物理学会又决定创办《物理学报》（海外版）（Acta Physica Sinica），并于1993 年正式出刊。距离1933 年《中国物理学报》创刊过了整整一个甲子，学报由最初的外文出版改为中文，再改为中、英两种文字、两个期刊并行，重拾英文出版，是中国学术期刊出版在科技、社会、历史的作用下发生变化的一个内涵丰富的个案。五 “国家科学”时代及其期刊出版价值观新世纪以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全球科技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2011 年美国提出“美国创新战略”；2013 年俄罗斯发布了《2018 年前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又称《路线图》），同年，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4.0”计划；2014 年欧盟启动“地平线2020”科研计划；日本则相继出台了“e-Japan”“u-Japan”“i-Japan”等战略。各国政府通过战略和相应的政策手段对科技创新加以引导，不断完善创新环境，选择面向未来的重大科技作为重点领域，通过完善支撑创新的基础条件，如培养理工科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保护知识产权、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等，以求占领战略制高点，取得竞争优势[45]。全球科技合作的图景越来越明显地被科技竞争的格局所冲击。大国之间在信息科技、材料科技、能源科技、生物科技、航天科技、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赛，形成科技发展的强劲的国家主导力量。适应国际竞争的形势变化，2006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立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水平在一些指标上已与创新型国家接近或相当，例如，发明专利申请量、科技企业商标申请量、科技论文产出、研发人员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研发投入、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二，创新指数和竞争力排名大幅跃升。但在相关指标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多项综合创新能力排名世界第20 位左右”（[46]，页42）。我们科技论文产出世界第一的地位，并不代表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也处于世界领先的位置。近年美国对我国科技企业发起的制裁，以及对核心科技产品的断供威胁更是对我国加强自主创新敲了一记警钟。另外，发生战争及出现贸易战极端情况，国外科技文献数据库断供的潜在威胁也需要我们未雨绸缪，有效应对。201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 年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指出：“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科技创新能力。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我国近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导致科技弱、国力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真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杆。”新世纪以来“国家科学”模式已经呼之欲出，当前的国际竞争已经深刻地体现在了自主创新能力竞争和“国家科学”竞争上了。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也正逐步形成“国家科学”模式：⑴国家战略越来越深刻地主导科技与社会的发展，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等所发挥的作用；⑵国家确立的重大科学问题、重大科技计划等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科研选题；⑶资源配置越来越向倾向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⑷科学活动的组织方式越来越体现国家力量的介入，如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重点实验室、中科院率先行动计划、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等；⑸科技奖励激励机制越来越体现服务国家发展，围绕国家战略全局基本原则，如《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2017）的制定，以及科研评价体系改革的高调布局等等。“国家科学”与“人民科学”在科学的计划性、目的性和科学组织管理方式上有相同之处，都有显著的计划导向和集中体制特征，但在目标、功能和驱动力上又有明显的区别。“人民科学”基于国内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一种内需驱动下的自我响应；而“国家科学”则是在科技主导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国家发展战略目标和国际竞争倒逼下的科学组织管理、科学供给需求变化和科学价值观的调整，是内部张力与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过去倡导“人民科学”时，在一定程度上有弱化纯理论研究的倾向，而当前“国家科学”战略则对基础研究赋予了相当的重视。如果从“国家科学”的视角去观察我国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科技期刊出版活动的组织方式，就可以发现很明显的问题。最近30 多年，SCI 论文数量在职称、学位、评奖、基金项目、课题成果鉴定等方面被赋予了突出权重，逐渐对我国的科研价值观造成了很严重的扭曲，与此对应的是我国科技期刊竞争能力下降、科技出版与科技传播水平日趋落后的趋势。中科院前任院长路甬祥曾对我国科技期刊的落后面貌有过这样的评述：“我国科技期刊不仅面临着世界科技期刊出版新的发展动向、新的技术突破和新的竞争格局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且与我国科技创新跨越发展的需求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从学术影响力看，我国科技期刊的整体学术水平仍显偏低，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科技期刊数量很少；从传播手段看，我国科技期刊利用网络信息技术的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在线发布、检索与获取的能力有待提高；从产业发展看，我国科技期刊在国际出版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还处于弱势，尚不具备与国际一流科技期刊抗衡的能力。”[47]这是一个相当客观的评价。最近几年，从中央到科技主管部门，从科技界到出版界都对科技成果评价和中国科技期刊与科技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刊媒体也开展了诸多讨论，可以说，已经有了不少共识。比如，《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 年第6 期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我国80.49%的科技工作者认为需要改变过分倚重SCI 的科技评价导向，而正是由于这种评价导向，81.6%的科技工作者会选择以英文发布研究成果[48]。科研评价体系和科技期刊的问题积重难返，其根本原因是对科研工作的目的性存在认识误区，科技政策与“国家科学”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科研工作和科技期刊出版的价值观没有根据科技发展战略适时调整，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科技工作的一个核心部分，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科技创新不可缺少的自主可控的支撑条件，没有把科技期刊当作国家数字资源安全的核心要素看待[49]。近年来，鉴于科技期刊在“国家科学”时代的重要作用，从国家最高领导到相关各业务主体，都在积极采取行动，寻找对策。但由于上述根本问题尚未有效解决，所以，迄今为止，科技期刊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处于解决办法不多、效果不佳的状态。再来看《物理学报》，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物理学会和物理学家一直是《物理学报》的责任主体,而《物理学报》又与这两个责任主体发生很强的关联，曾经是中国近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崛起和发展的唯一记录①欧阳钟灿在“第十三期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主编（社长）沙龙”上的报告，题目为“从《物理学报》谈中文科技期刊的文化自信”（北京，2017.8.5）。。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及时采用基金制度解决了基础科学的生存问题。学术出版的问题则是通过半行政化、半市场化的手段去解决，由此导致学术出版的责任主体长期模糊不清，多个主体并存，目标并不一致，责任也不明晰，难以形成合力。虽然找准科技期刊落后的原因不难，但却难以下手去解决。事实上科技期刊的落后状态已经成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块很致命的短板。尽管西方国家在学术出版和期刊产业发展上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但因为国情不同，我们并不能全盘照搬。综合考虑科技规律、现实需要和历史经验，我们认为可以考虑下面解决问题思路。⑴改变科技期刊与科技工作主体若即若离的状态，强化科技期刊与学会、科研机构、科学家的紧密联系和责任纽带。强化学会功能，发挥学会在学科布局、期刊出版规划、期刊集群建设和学术成果经营等方面的主体作用。中国物理学会2003 年的改革方案中，就已经开始了刊群建设的措施[50]，可以进一步参照美国物理学会的举措，把刊群建设延伸到挂靠单位之外，创造条件建设中国最强的物理期刊集群。⑵借鉴科学基金的成功经验，在现有期刊项目支持的基础上，设立国家基金，增设重大基金项目，通过基金制度解决科技出版碰到的重大发展难题和重大基金需求，如平台建设与维护、资源集聚、数字工具开发等。⑶建立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的强关联，强化科学家的主体责任，为科技期刊与科研工作的同步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当然，学术出版行政化管理方面的优化也需要同步开展。最后需要说明：尽管“国家科学”的判断是否准确、“国家科学”模式是国际竞争的必由之路还是特定国际环境下的应急措施、“国家科学”模式应对国际竞争的效果如何、“国家科学”模式对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的作用如何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在目前环境下，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恐怕只能尝试国家力量的推动。参考文献[1]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央大学联合招待国民会议代表的大会欢迎词(1931.05)[A].沈善洪主编.蔡元培选集(下)[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943.[2]竺可桢.利害与是非[A].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科学与中国[C].1936.30.[3]吴有训.学术独立工作与留学考试[A].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编.科学与中国[C].1936.114—120.[4]胡适.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A].白吉庵,刘燕云编.胡适教育论著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69—373.[5]李艳平,王贞.郎之万在中国[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9,31(3):72—78.[6]中国物理学会第一次年会资料[J].物理,1982,11(3):183—184.[7]陆学善.中国物理学会[J].科学大众,1948,4(6):262—263.转引自:物理,1982,11(11):651—653.[8]吴翠苹.中国物理学会研究(1932—1936)[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45—46.[9]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J].东方杂志,1935,32(1):自11—自20.[10]卢鹤绂.中国物理学家在国内外所发表之物理论文目录及其提要[D].燕京大学学士论文,1936.[11]胡升华.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史[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论文,1996.[12]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课题组.2017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简报[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9,30(1):95—104.[13]钱临照.中国物理学会五十年[J].物理,1982,11(8):449—455.[14]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J].物理通报,1951,(1—2):1—4.[15]吴大猷.吴大猷文选(7)[M].台北: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16]郭沫若.人民科学丛书序[N].人民日报,1949-05-04:4.[17]郭沫若.为人民科学的发展与祖国建设的胜利而奋斗——中国科学院第二次院务会议总结[J].科学通报,1952,(1—2):23—27.[18]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J].科学通报,1950,1(3):166.[19]竺可桢.中国科学的新方向[J].科学,1950,32(4):97—99.[20]吴有训.学习苏联先进的科学是我们的任务[J].科学通报,1953,(5):7—10.[21]周培源.中国物理学应结合祖国广大人民的需要[J].物理通报,1951,1(1—2):1—4.[22]李四光.新中国的科学研究[J].科学通报,1950,1(5):287—291.[23]中国物理学会.中国物理学会六十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24]中国科学院扶助国内各重要专门学会研究会等刊行科学期刊办法[J].科学通报,1950,1(2):101.[25]中国物理学会汇志[J].物理通报,1951,1(1—2):71—94.[26]卷头语[J].物理学报,1953,9(1):1.[27]杨桢.纪念钱三强老师[J].现代物理知识,1994,(4):45—46.[28]吴有训.中国科学院所长会议物理学数学组会议总结[J].科学通报,1954,(1):4—6.[29]郭沫若.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J].科学通报,1954,(4):1—6.[30]黎功德.记新中国第一个纲领性的科学政策文件[J].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1995,(4):57—62.[31]中国物理学会1954 年与1955 年工作总结[J].物理通报,1956,(3):129—131.[32]李林.对我的老师钱临照的怀念[J].物理,1999,28(12):749.[33]胡升华.钱临照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22(6):83.[34]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01.14)[A].中共中央文献编译委员会.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84.[35]孙洪庆,陈崇斌.新中国物理学发展的早期规划——《物理学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初稿)》浅析[J].中国科技史杂志,2010,31(3):273—283.[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4)[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37]邓楠.发展与责任——中国科协50 年[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38]于大海.五十年来物理学报论文统计[J].物理,1982,11(11):659—660.[39]刘大椿.中国科技体制的转型之路[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40]卢嘉锡.喜看千重浪 更上一层楼[A].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研究:战略、政策与实践[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0—21.[41]邱均平等.我国文献计量学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科学学研究,2003,21(2):143—148.[42]龚放,曲铭峰.南京大学个案:SCI 引入评价体系对中国大陆大学基础研究的影响[J].高等理科教育,2010,(3):4—17.[43]古丽亚等.精耕细作,改革发展——《物理学报》创新发展之路[A].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闻报刊司.中国报刊领航者——百强报刊剪影[C].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7.1023—1030.[44]史朋亮,王久丽.《物理学报》和《中国物理》的比较研究[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2,23(4):592—596.[45]隆国强.全球新一轮科技创新风起云涌[N].人民日报,2015-05-22:07.[46]潘教峰.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2019[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47]路甬祥.承载引领中国科技期刊创新与发展的历史使命——《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的改革与发展[N].科学时报,2011-06-01:A01.[48]刘天星等.中文科技期刊的现状与困境:问卷调查分析的启示[J].中国科学院院刊,2019,34(6):667—676.[49]胡升华,朱蔚.从国家数字资源安全看期刊出版[N].中国科学报,2018-03-12:07.[50]谷冬梅.中国物理学会改革方案(学会月刊)[J].2003,(5):18—19.

文章来源：工程热物理学报 网址: http://gcrwlx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2116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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